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特别推崇宋代文明，曾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这里“天水一朝”是赵宋王朝的别称）。这些话背后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这里只就保密文化谈几点看法。
其一，在中国史学界，起初关注较多的是宋代信息开放问题。早在1967年，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新闻史专家朱传誉撰写出版了《宋代新闻史》一书，书中谈到最多的就是宋代文化传播、信息开放的内容，包括邸报、小报、时报、边报、时文等多种传媒，在军事机密、出版管理中也谈到保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大概可以反映人们最初对宋代信息政策和保密文化的看法。
但是，40年后，宋代又成为一些学者笔下搞信息封锁、文化闭关的反面典型。比如，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葛兆光在2003年撰文批评宋代图书政策。宋代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文字，以及内国史、实录，不得传写；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用绳穿成串的钱）十万；擅自卖书给外国人的，处以两年徒刑。特别是最后一项，执行严厉，对友好国家也不例外。高丽几次请赐图书，但宋廷考虑到高丽与女真为邻、又称臣于契丹和女真的特殊关系，多未准许，《太平御览》即因属“禁书”“难为传示外国”予以拒绝。交趾使者请求购买一些书籍回国，报经皇帝特批准许可以买一些，但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书籍均不得购买。禁止公开和输出的还包括地图。四川的地方驿馆曾以天下州府地图为壁画，宋仁宗认为这可能被外敌利用，专门下诏禁止，“自今毋得以天下州府图供张都亭驿”。地方官在这件事上也高度警觉。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某高丽使者利用入贡机会，沿路搜集各地地图，到了扬州，时任知州借口要看其式样，集中焚毁，让高丽人功亏一篑。即使如此，当时著名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均曾上奏皇帝，批评政府在图书管制政策上不够严格，导致一些敏感文字“传入虏中”“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苏轼甚至还提出，若放开对高丽的书禁，“中国古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
葛兆光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辽国和金国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但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宋人不仅在文化气象和生活世界中丧失唐人的大气、自由，变得拘谨、专制，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也被政府以“国家”名义，合法取消一大半。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稍显偏颇。一项保密政策就文化发展来说，可能影响科学文明的进步，但就政治方面来说，则不宜简单否定，特别是不可想当然地将其与宋朝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以此指责宋代没有大国气象，甚至怀疑这些制度和措施的意义。因为这里还涉及信息流动与国家安全问题，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不宜丧失应有的警惕。宋代先后与辽、金、西夏、蒙古对峙，国家安全形势一直比较严峻，和前面的唐代有较大差别，反映在保密政策上，自然要更严厉一些。当然，具体分寸如何把握，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二，基于当时的大环境，宋代从皇帝到大臣，均有较强的保密意识。在人事方面，皇帝拜相封将，均严格保密。宋孝宗任命虞允文、梁克家为宰相，事前两人毫不知情，朝会上宣布圣旨，听到自己的名字，均惊愕莫名。宋真宗还曾对宰相毕士安、寇准明确提出保密要求：“枢密之地，尤须谨密，漏禁中语，古人深戒。”在军事方面，厉行“将从中御”政策，对外出兵连宰相也不让参与，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在外交方面，凡是与外国的交涉事宜，包括契丹、西夏使者的来访接待，均作为最高机密办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的侍从供奉之官均无权知悉或参与。若是谈论普通事务，官员一般不用回避，但皇帝的侍从必须退下，不准旁听。南宋初年，京城杭州一度泄密案频发，宋高宗赵构亲自主持会议，分析研究对策。在会上，宋高宗认为泄密主要原因是主事者管理不严，宰相赵鼎认为是涉密场所管理不够严密，监察御史田如鳌认为是承办人员不能保守机密所致：“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次最高层次保密工作会议，所提意见均有一定道理。
至于大臣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的保密言论，还有其他典型例子。与范仲淹等一起推动庆历新政的韩琦是北宋著名宰相和政治家，他不仅恪守保密纪律，还敢于纠正皇帝在保密问题上的不正确意见。庆历二年（1042 年），西北的一部分唃厮啰人归化宋朝。宋仁宗龙心大悦，下诏将他们安置在边境附近的永宁寨，并赏赐官屋以收贮财物。时任宰相的韩琦坚决反对，认为让蕃部居住边城不利保密，“未敢奉诏”。宋仁宗认为，唃厮啰人已经归降，不可失信，保密方面加强监管就可以了。但韩琦认为，监视仍旧难以做到万无一失，而且宋朝使臣到龟兹、唃厮啰时“亦禁出入”，远蕃于中国尚备虑如此，防微杜渐，我们岂可丧失警惕？最终，宋仁宗同意了韩琦的意见。宰相王旦在位期间，曾向皇帝推荐多名优秀官员，但从不对外透露，舆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他没有尽到做宰相的责任。直到王旦过世之后，史官修撰真宗实录，从内廷找出奏章，许多人才知道王旦推荐的是自己。北宋另一位宰相司马光一向以沉稳、保密著称，欧阳修曾称赞他“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司马光曾就封建时代最为敏感的册立太子问题多次向皇帝进言，每次都是密奏形式，而且主动请求皇帝“焚臣此奏，勿以示外”。50岁时，皇帝指派司马光负责接待外国使臣，他主动请辞，理由之一是“禀性昏聩”，担心接待来使的时候，言语差错，“或漏泄机事，或抵触使人，恐贻朝廷之忧”。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个性倔强，但在保密问题上也小心谨慎。《宋史》记载，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保甲改革时，再三提醒王安石要小心处置，不得泄露，“此事宜缓而密”。王安石郑重表示：“此事自不敢不密。”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在宋初编纂的大型官书《册府元龟》中，专设“慎密”一门，收录西汉到唐代的18个保密故事，并在开篇简要说明保密的重要性。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中也对保密问题一再强调。这都说明宋代保密氛围是比较强烈的，是当时官僚阶层的共识。
其三，尽管宋代君臣重视保密，但并非一味保密，对保密的限度和弊端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比如，司马光推崇善于保密的君主，认为保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熟和智慧，且他本人在保密问题上也相当谨慎。同时他认为，保密的技术性智慧性仍然要服从和服务于道德伦理和正义是非的要求，不可滑入阴谋的深渊，不能为目的不择手段。王安石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达，但从一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他也持类似观点。在王安石当宰相期间，曾有一个叫孙觉的谏官，让他手下的小吏代写弹劾大臣的奏章，皇帝知道后大怒，斥责孙觉“不能谨密”，难当进言之任。但王安石私下上奏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谏官上奏不能谨密是他的朋友应当规劝的过失，而不是代天理物的君王应当谴怒的事情。因为人臣谨密的初衷是担心因此遭到小人陷害，但如果遇到像陛下这样的明主，君子坦荡荡，“亦何谨密之有乎”？只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才会“惧为公论所不容，则惟恐其言之不密”。其次，就根本上来说，皇帝应该关心的是谏官的上奏是否有根据、是否应当采纳。至于被弹劾官员因此知情而不自安，那也不是皇帝应该担心的问题，给予公正处理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从此言论看，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于保密持类似态度，即公开、公正才是君王治国理政的首要原则，其价值和意义远大于保密。宋代保密文化的基本点也在此。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9期）